东航斯里兰卡航线改、退通知

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脱轨的风险、走向最为稳妥的结局？长期来看，加增量终究只能暂时拖住风险，真正化解风险仍然要依靠存量改革。

因此，现在最紧要的问题，并非要对我国楼市的周期性调整争出什么结果，而是先要对当前楼市形势有个准确的判断。无论是对楼市形势的争论, 还是一些地方政府悄悄放松楼市调控政策，如果不是站在现实基础及经济的内在逻辑法则上来思考，那么调控放松不可能收到效果，相关争论会误入歧途。

而以往十几年的经历证明，以投资性需求造成的经济繁荣，一定会导致巨大的泡沫。这些政策行为及救市言论，既没有现实基础，更没有经济上的内在逻辑。所有这些，当然是希望能促使房地产市场复苏。其次，以信贷过度扩张推动的住房投资市场是不可持续的，要让这个市场回到健康发展道路，由投资向消费转型是必然的。再说，面对系统性风险的爆发，人类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或无法预测的。

而地方政府调控放松是不会改变当前银行这种选择的。（易宪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） 进入专题： 楼市 。对此，央企作为一个市场主体，大多热情回应。

民营企业难以在地方的"稳增长"中担负起挑大梁的角色，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板结化的表现，目前，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表现得很明显，一些央企尽管抛出了混合所有制的绣球，但民营资本却少见热烈的响应，不是它们对参与现在由央企占据的市场不感兴趣，而是实力不够。现在的"微刺激"项目，如果都是由央企一手操办，甚至由它们将市场进一步垄断起来，民众能够从中收获多少红利，仍然充满疑问。财大气粗的央企已经成为地方大员眼里的"救命菩萨"，有的地方甚至准备把根据"微刺激"政策出台的一些民生投资项目，如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，都交给央企。现在地方政府与央企加强合作，则可能导致这种板结化的经济结构更为严重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将更加逼仄，以至于影响到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。

一年来，中央政府不断地出台政策，扩大民营经济的准入空间，在地方政府稳增长的部署中，民企本来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，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民企在这方面的作为，以至于地方政府不得不转而求助央企。各地对于这些"微刺激"政策都抱有浓厚的兴趣，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推出了不少投资项目，希望以这些项目的展开来给经济增长提供动力。

已经做大做强了的央企，是有能力挑起地方经济增长的重担的，而地方上的民营企业在这股"微刺激"的热潮中却只能无所作为。因此，此次中央政府尽管再度要求用适当的投资项目来刺激经济增长，但在货币政策上并没有给予配合，只是推出了定向降准的措施，信贷流向被严格地控制了起来。于是，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，它们可以推出一连串投资项目，却没有力量将其从图纸上转化成现实。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，中国当时也上马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，但就当时来说，民营企业的准入空间还没有现在这样大，这些项目很多都进入了央企的腰包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，央企正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最近几年，其投资规模得以迅速铺大的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在这几年生存艰难，即使在信贷宽松的那几年，它们也未能得到多少信贷支持，以至于有不少民营企业难以为继。

这只能说明，央企多年来的"野蛮生长"，已经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排斥效应，即使地方政府推出了大量投资项目，它们也难以挑起这副担子。看来，政府有必要引导"微刺激"与定向降准结合在一起，使通过定向降准释放出来的信贷资金能够流向民营企业，让民营企业有能力借助"微刺激"的推进而壮大起来。进入专题： 稳增长 。  尽管距离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出笼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，但近期各地政府已经坐不住了，很多省份召开经济分析会议，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。

是民营企业对"微刺激"之下的投资项目不感兴趣吗？似乎不是各种福利保障对居民消费形成强大的支撑，福利保障越好，居民就无后顾之忧，就越敢消费。

运用供给经济学的思路，推进技术进步，开发各种新产品和新服务，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可选择的消费品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以后，消费需求逐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自1980年的19.4%，上升到2000年的36.2%，接着上升到2010年的49.7%，再上升到2013年的53.7%，特别是九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提升1.44个百分点，十五期间年均提升1.35个百分点，十一五期间年均提升1.39个百分点。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又有就业水平、收入分配制度、税费水平、通胀水平、城镇化水平等，其中就业水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正面因素，税费水平和通胀水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负面因素，收入分配公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正面因素，收入分配不公平是影响收入水平的负面因素，城镇化水平也是影响收入水平的正面因素。目前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大约有40%以上支出于社会保障，如加上教育，则接近60%。着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。福利保障水平取决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安排。三是财产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，权益保护越好，居民越敢消费。

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先降后升，2005 年为20.5%，与1992 年接近。第三个层次：增加新商品供给，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。

来源：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 李佐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扩大消费 。从统计数据看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48.8%下降到2000年的47%，再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34%，再持续下降到2012年的29%。

而中国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仅10%左右，加上教育也没有超过20%。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，也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除，对消费影响巨大。

四是消费环境，包括消费信贷、消费技术、消费场所等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喊了多年，但至今未取得预期的进展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阻碍较大，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够。国民收入包括政府收入、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大部分，前两者与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。从上述影响消费的因素来看，相对较难的因素有：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。

从上述影响消费的因素来看，相对不太难的因素有：一是就业水平。税费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减，对消费影响既大又直接。

居民消费既包括吃穿住行用五大基本消费领域，又包括笔者近年反复强调的学乐康安美(即学习、快乐、健康、安全和美丽)五大新消费领域。但是，扩大消费之路并不平坦，效果也非理想。

第一个层次：增加居民收入，使居民有能力消费。此外，还有保障消费者财产权和消费权不到位，也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水平。

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。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，三者之间博弈居民是能力最弱的，因而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。福利保障制度的实质是政府与居民之间、不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。中国政府从十五规划开始强调扩大消费，十多年来几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扩大消费或扩大内需的内容。

消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，既是生产的目的和满足人们需要的途径，也是促进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边力量。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68.3%下降到59.4%，下降了8.9 个百分点。

1992年—2005 年，企业(包括金融部门)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从11.7%上升到20%，上升了8.3 个百分点。主要是由于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持续提高，2013年达到46.1%，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(43.9%)，2014年一季度三产占比又提高到49%，因此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比预想的要多，如2012年达到1266万人，2013年达到1310万人，2014年一季度达到344万人，略高于上年同期。

一般说来，福利保障水平越高，消费水平就越高。M2余额从2000年末的13.5万亿元快速升到2013年末的110.65万亿元，M2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36%提高到2013年的195%，而美国不到70%。